巴黎的黄昏总是来得快，天边那抹最后的朱红还没散尽，整座城市就开始唱起它的疲惫的歌。我站在圣米歇尔大街的街角，手里擎着半杯浓咖啡，眼神却飘向远处塞纳河的方向。河对岸，卢浮宫的金色穹顶在暮色里亮着冷冷的光，像个巨大的、无人问津的眼睛。

我叫安妮，二十岁，在里兹医院当护士。每天的工作就是消毒、包扎、发药，偶尔安抚几个情绪激动的伤员。战争这东西，离得远了看，跟电影里演的似的，浪漫又刺激。可真到了跟前，它就跟这湿漉漉的巴黎秋天一样，冷得钻心。

三天前，德国人进了巴黎。起初我们还以为这只是暂时的军事管制，跟一战的新闻片似的，演完就该散场了。谁知道，街上巡逻的德国兵越来越多，各个路口都挂着歪歪扭扭的德文告示，巴黎圣母院前那块老钟楼，也被涂上了纳粹的徽章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医院加班，回来的时候被三个全副武装的德国兵拦住了。他们操着蹩脚的巴黎口音问我：“Verstehen Sie Französisch?”

我点点头，心里咯噔一下。他们用枪筒指着我，说把我当“抗犹委员”的临时翻译。我哪懂德语？瞎比划了半天，好不容易才让他们放我走，临走前还补了我一句：“下次再让我看到你，就枪毙。”

回到家，邻居老先生警告我：“小安，德国人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们这些自由法国人，最好夹着尾巴做人。”

老先生是退休的历史老师，平时总在我家后面的咖啡馆坐半天。以前老说法国要挺直腰杆，怎么现在……唉，我呷了口咖啡，苦得倒嗓子。

第二天，我在医院遇到阿兰。他是我的同事，本来在铁路局工作，现在暂时调到医院。脸色比 usual 更难看，眼神躲闪：“安妮，你听说了吗？咱们的报纸都被查封了，收音机也只能听德国的频道。”

“早该习惯了。”我嘴上应付着，心里却慌得很。

阿兰叹了口气：“我们国家……就这么完了？”

“不会吧？”我赶紧说，心里却没底。

阿兰摇摇头：“谁知道呢。但我觉得，不能就这么认栽。我认识有人，在组织地下抵抗。”